在編纂民法典的背景下，婚姻家庭編中如何規定法定婚齡備受注目。目前，婚姻家庭編草案二審稿中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延續了婚姻法的規定。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麗萍認為，二審稿中對法定婚齡的規定依然過高，應當適當降低，建議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周歲，女不得早于十八周歲”。（《光明日報》8月4日）

說實話，這個看似犀利的觀點并不新鮮。早在2012年，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提交議案，認為應將法定結婚年齡下降到18周歲。在全國兩會上，代表和委員都有類似提議。至于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理由，可以說五花八門，包括我國關于法定婚齡的規定偏高，我國人口政策已作出調整，婦女、兒童權益需要保護，等等。

其實，這些理由都還值得商榷。不可否認，我國是世界上法定結婚年齡最高的國家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合適，非得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做法。從1950年婚姻法“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到1980年婚姻法“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我國法定結婚年齡的提高，固然有著計劃生育時代的深刻烙印，卻也順應了教育層次提升、人口素質優化的趨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客觀來說，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我國人口政策發生了較大的改變。考慮到從“十二五”以來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大幅放緩，勞動年齡人口和育齡婦女明顯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加劇，群眾生育意愿發生重大轉變等客觀情況，我國相繼出臺“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等重大生育政策，從控制數量為主轉向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問題是，降低法定婚齡就能解決生育意愿偏低、人口老齡化等老大難問題嗎？取消鼓勵晚婚晚育的法律規定，就一定能實現早婚早育的目標嗎？早早領到一張結婚證，就一定能保護好婦女和兒童權益嗎？

不妨看一個例子，北歐國家瑞典，法定結婚年齡是男21歲，女18歲，看上去和某些專家呼吁的差不多。但是，據有關統計，瑞典單身獨居的比例高達51%，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甚至超過60%，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在35歲左右。前段時間，《新京報》在微博發起話題投票，調查結果顯示，在66.2萬參與者中，其中14.2萬人贊同將法定婚齡調至18歲，42.9萬表示不贊同，暫不表態的有9萬人。也就是說，反對者占絕大多數。在這樣幾乎一邊倒的民意現狀下，主張降低法定結婚年齡，有違民意。

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倡議，之所以未能“一呼百應”，主要還是與現實情況格格不入。雖說從生理上看，18歲已經成人，但這個年齡的人還多半還在上高三，這個時候就結婚，正如網友質疑的那樣，“會不會助長孩子在高一高二就談戀愛、高三一畢業就結婚？”“早婚后生下的寶寶誰帶？”“帶寶寶怎么上大學？”“奶粉尿不濕誰買？”退一步說，就算人們響應早婚早育，我們社會做好迎接生育潮的準備了嗎？從之前的二孩政策來看，許多輔助配套措施，還遠未達到理想程度。

降低養育成本，提高社會保障，這些實在管用的措施到位了，遠比反對晚婚晚育的大嗓門更有效。所以，降低法定結婚年齡，還是謹慎緩進的好。（劉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