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后，中國傳統哲學需要進行現代轉型似乎已成為一個共識。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者對此觀點又提出了疑義：一方面，有些學者認為，近代以來這種借用西方話語和模式來進行所謂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是以西方化為現代化，乃是中國學人的一種“自我閹割”；另一方面，在古今之爭中，有些學者認為“古典式學問不僅比現代式學問高貴，而且比現代式學問高明”，將古典性與現代性對立起來，主張一種沒有現代性干擾的古典性。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學術文化上的中國與西方、古代與現代關系問題。在推動文化發展中，我們要高度重視和正確把握中西關系、古今關系。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時代性是指該文化在社會發展某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時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時代或相同社會發展階段上的落后與先進之別；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個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特別是各自的不同傳統。具體到我國近代以來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應當區分兩個不同階段。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階段。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使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學習科學技術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在這種情況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乃是落后向先進學習的過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問題，而不是中西問題。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里說：“在中國近代史中，所謂中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以中學為主，對西學進行格義，實際上是以古釋今；以西學為主，對中學進行格義，實際上是以今釋古。”二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一階段。這一階段中國早已走出救亡時期，而處于國家強盛時期，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技進步。因而，現代的中西關系就不再是落后與先進的關系，而是一種雙向交流的關系。我們學習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學化，而是追求國際化、世界性等。
從文化的民族性來說，確實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各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中西文化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學習西方文化，我們不能光點頭，也不能光反對，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學關系上，我很贊同賀麟先生的觀點，他既不主張全盤西化，又反對中體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國哲學。他認為，正如宋明理學不是“佛化”的中國哲學，而是“化佛”的中國哲學，現今的中國哲學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國哲學，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國哲學。
至于古代與現代的關系，我們所理解的古代經典實際上是過去與現在的綜合，也就是古代經典“與現時生命的思維溝通”。比如，我們所理解的古希臘、柏拉圖已不是當時的古希臘、柏拉圖，而是我們此時的古希臘、柏拉圖，我們對他們的思想情感已不是當時人們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經典型”不只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更重要的還是一個現代性概念。古典型、經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并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經典型的東西就是那種經過不同時代檢驗而保存其真理的東西。我們對古代經典進行理解，這種理解永遠是過去與現在的綜合、陌生性與熟悉性的綜合、他者與自我的綜合。（作者洪漢鼎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