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險尋父路
王長忠
王長忠1933年出生在淄博市博山區南博山鎮井峪村。父親王家友1937年4月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淄博工農暴動隊伍，三支隊，八路軍山東縱隊一旅老三團當偵察排長、連長、后隨部隊開到沂蒙山區，配合由羅榮桓政委、陳光代師長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開辟魯南抗日根據地。
1939年至1940年初，當時，王長忠家鄉那一帶是抗日根據地邊沿區。其三祖父王叔業是井峪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兼村長。王長忠當村里的兒童團長，組織宣傳抗日，張貼標語，站崗放哨，査路條，盤査行人，防奸防特，防止敵人搞破壞，動員婦女放腳學習文化，動員參軍抗戰。自八路軍開走后，井峪村附近逐漸變成了敵占區。1940年3月初在日本鬼子、漢奸隊“掃蕩”時，由于漢奸叛徒告密，其祖父王叔信慘遭日本憲兵隊殺害。3月20日和4月19日，王長忠的兩個妹妹，大的六歲，小的四歲，因饑餓和有病無錢醫治相繼而死。當時，離井峪村二里路的南博山是日本鬼子的據點，夏莊駐著偽頑軍所謂“剿共軍”，離井峪村也只有二里路。在這種惡劣處境下，王長忠的母親劉圣英恐怕敵人再來迫害抗日軍屬，毅然決定帶著他于4月中旬要著飯離開家鄉，去找尋父親所在的八路軍。5月下旬到了桓臺，博興、清河、惠民縣小劉莊。在此處見到了穿灰色軍裝的八路軍，經詢問沒有打聽著父親王家友，二叔王家祥(堂叔)，三叔王家立。母子二人于6月中旬動身往回走至7月下旬又回到了博山縣劉家臺村(離井峪村四里路)舅舅劉圣周家(沒敢回自家井峪村)。在舅家住了一宿，舅舅說博山縣的領導人張敬濤、劉惠民天黑前剛從他家走。 第二天清早天剛亮，舅舅帶他母子二人很快就到了下瓦泉他三姨家。三姨父領他們見到了張敬濤、劉惠民。在兩位領導人那里了解到，父親、叔叔所在的部隊確實開進了沂蒙山區并配合八路軍一一五師開辟魯南抗日根據地。叫他母子二人吃點早飯，抓緊時間往南走，奔沂水、蒙陰、坦埠、岸堤、馬牧池等地找八路軍。娘兒倆不敢走大路，只能起早貪黑走小路。走了八九天，于8月上旬在沂水坦埠西南邊的官莊王莊一帶，找到了二叔王家祥。二叔說，他父親隨部隊開到蒙山、費縣邊沿去了，他們母子不要去找父親。二叔先把母親安排到魯中軍區后方司令部去工作，他就跟著婦救會史秀云、汪前、趙新這幾位姑姑到山村里做抗日宣傳工作，直到1941年8月初，才見到父親。當上“小八路”
1941年8月，父親從魯南到沂蒙山區的馬牧池岸堤找到王長忠娘倆，把他接到費縣油簍、大峪溝核桃峪，以后到泗彥。在老三團后勤處(也叫后方司令部)當上“小八路”。他跟著白超(白秀容)、張瑛、木林、高姑姑(高博)、李巖、張俠等，在附近山村做抗日動員和宣傳工作。當時，人們開玩笑地稱他父親為“大機頭”(指他隨身帶的二十響駁殼槍)，叫他“小機頭”，他們都喜歡這個“小八路”。不過，由于年齡太小，不適合與部隊一同行動。敵人經常“掃蕩”，部隊經常打仗，帶著他很不安全。這時，聽大人講，八路軍一ー五師羅榮桓政委等領導同志，從培養革命的下一代考慮，下決心給這些小八路，軍工烈屬子弟創辦學校。這所學校是由中共魯南區黨委、魯南軍區和魯南區行政署于1940年初在魯南抗日根據地抱犢崮山區大爐創辦的，名為魯南軍工烈屬子弟學校(統稱“魯南抗小”)。
1941年深秋，八路軍山東縱隊老三團團長王吉文(后任八師師長，1948年濟南戰役中光榮犧牲)，安排通訊員高叔叔和偵察排的劉敬如叔叔一同把他送進了“魯南抗小”。開始的時候，學校在蒼山大爐村，后轉移到費縣大寨溝村。為躲蔽敵人的瘋狂“掃蕩”于1942年春季、1943年至1944年夏，曾隨魯南行署轉移到泗水南，鄒縣東的田黃、瓦曲、分水嶺、城前戴家安一帶，滕縣東山亭荒溝臼子峪、費縣西北大峪溝，后又回到費縣南黑峪。先后駐過張莊、板橋、邵莊、楊莊、黨家村、東沙河等幾十個村莊。1945年底進駐滕縣城書院街王家祠堂。“魯南抗小”的學生，和黨政軍人員一樣，完全實行“供給制”。發軍裝，一年兩身單衣，三年一身棉衣(粗布土黃色改制的)，五年一床被子，(沒有發過褥子)。冬天都是鋪山草或麥穰，熱天在院子里和樹下睡覺，枕高梁秸或石頭、鞋子。一個月一包刷牙粉，半年一個牙刷(毛的)，三個月一塊肥皂。在抗日戰爭年代，我黨政軍人員的吃穿用，雖然全部實行“供給制”，但由于在那種戰火紛飛的年月，一天一夜還不知要打幾仗，一天一宿還不知要轉移、挪房幾次。鉆山溝，敵人不撤走，甚至一天一宿都不能出山溝。那時日本鬼子和漢奸隊經常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在那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物資特別緊缺，不但我們黨政軍人員的吃穿用，尤其是搶救傷病員用的藥品更為缺乏，在武器槍支彈藥方面，相比之下更差一些。我們的部隊一個團有兩三挺重機槍算是很好的了，一個連隊有兩挺機關槍(捷克式)就滿不錯了。長槍多數是中正式漢陽造，老套筒子，有的槍打不響，有的槍拉不開槍栓。子彈多者二三十發，少者十來發，五六發，子彈帶里看著是裝的滿滿的，但多數是裝的秫秸穰子(高粱秸扒了皮里邊的穰子)。戰士每人4個長把大鐵頭的手榴彈。多數是我們軍械修理廠用黑藥自造的。扔出很長時間還不爆炸，有的甚至可以扔一兩個來回才響。那時候的“供給制”，分小灶、中灶、大灶。我們黨政軍的首長(領導人)規定吃小灶，有的首長吃中灶；部隊上的同志包括團首長，地方上的工作人員，包括縣領導人，都是吃大灶。抗日軍工烈屬子弟學校的學員，都是些革命的后代，為了照顧革命后代的身心健康、茁壯成長，所以魯南黨政軍的首長規定他們吃中灶。雖是如此規定，但由于處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就是黨政軍的首長也是同戰士、一般工作人員吃一樣的飯菜。那時能有地瓜、地瓜干、地蛋、高粱、谷子煎餅、窩窩頭、地瓜秧、花生葉放點高粱面或地瓜干面子做糊粥，有點蘿ト咸菜就著吃喝就很好了。敵人“掃蕩”時，特別是與敵人打仗的部隊同志，整天整夜、甚至兩三天吃不上飯、喝不到水是經常的事情，有時甚至餓的到樹下拾干巴棗、干巴柿子、干巴梨吃，吃干巴梨葉。敵人不“掃蕩”時，能吃頓小米干飯，吃蘿ト菜就算過大年了。在1945年9月初，抗日半工半讀學校駐費縣楊莊時，為歡慶日本鬼子投降，魯南行政公署供給處發給了面粉，學校做面條子吃的。那是在魯南抗日戰爭期間頭一次吃面粉。以前從未吃過面粉，饅頭等。 抗屬學校的學員，一方面學習文化，學習革命知識，抗日的紀律和政策，同時，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在山村里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既是工作隊，又是宣傳隊。他們組織兒童團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查路條，防奸防特，防止敵人到抗日根據地搜集情報、搞破壞；宣傳減租減息，組織婦女識字班，宣傳放腳和婦女解放，動員大哥哥、大姐姐積極參軍，打日本鬼子，做軍鞋支援前線。并響應上級號召開展生產自救、開荒種地，種南瓜、地瓜、地蛋、玉米、豆角。女同學還學習紡線、織布。學員們經常給老百姓挑水、打掃院子，幫助收割莊稼。部隊在前方打了勝仗，“魯南抗小”的師生立即組織宣傳隊、扭秧歌演劇熱烈慶祝，鼓舞抗日軍民的斗志。那時的口號是:一切為了抗日。
刻骨銘心戰友情
如今王長忠已是70多歲的老人，但提起當年的“小八路”一個個戰友，一位位老師和首長們如在眼前。他不僅能說出一塊當“小八路“的幾十個人的名字，有的還知道他們現在的行蹤。 組織上把他送進魯南軍烈屬子弟學校后，于1942年7月份由林克校長(魯南區行政公署秘書處主任朱道南的愛人)徐樹堤老師(魯南行政署主任李樂平的夫人)指定他任二中隊中隊長。以后學校改為魯南抗日實驗學校，于1944年初學校改為半工半讀學校，為紀念滕縣戰役不幸犧牲的我八師師長兼政委王麓水改為麓水小學與滕縣中學合并，分中學部、小學部，他一直任二中隊中隊長。當時女學生占一大半，他要求領導給配一個女中隊長。學校領導安排張訓蘭(張光中司令員之女)來擔任二中隊副中隊長。一直到1947年春北撤他離開學校轉到魯中。 王長忠1947年7月隨部隊撤到了魯中臨朐、益都等地。他把他們母子的介紹信藏在墻縫里，被雨水浸壞了。《供給證》和軍衣等由他母親在北撤時分別埋藏的，軍衣都壞了，母親的《供給證》至今沒有找到，他的《供給證》是肆拾參號，1945年和1946年發的被服鞋子等均有登記，一直保留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