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為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助力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共山東省委講師團策劃系列專訪，邀請有關專家對相關問題進行解讀。今天推出的是對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格芳教授的專訪。王格芳教授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全面系統梳理回顧疫情發生以來我國作出的一系列決策部署、采取的一系列方案舉措，總結成效經驗，檢視問題不足，為鞏固成果、擴大戰果，全面徹底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進一步深刻認識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的特色和優勢，堅定制度自信、不斷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提供參考。

　　主持人：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調研指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這次抗擊疫情斗爭展示了良好精神狀態和顯著制度優勢。近日您在《大眾日報》理論版發表文章《在大考中提升完善“中國之治”》，對有關問題作了思考，您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格芳：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顯著的階段性成效。中國的迅速果決行動、全面嚴格舉措，壓低了疫情流行高峰，削弱了疫情流行強度，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更大范圍暴發流行，不僅有力維護了本國人民生命健康，也阻止了疫情向世界快速擴散，為各國抗擊疫情爭取了寶貴時間。正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所說：“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這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相信中國采取的措施將有效控制并最終戰勝疫情”。

　　應對疫情的中國答卷，背后是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的獨特優勢。這突出體現在：

　　第一，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的顯著優勢。疫情發生后，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重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多次召開會議、聽取匯報、作出重要指示，并深入實地調研指導，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引。黨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建立聯防聯控機制，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建立激勵問責機制，及時調整不作為、亂作為和不會干、不能干的干部；嚴肅問責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提拔重用有責任擔當之勇、科學防控之智、統籌兼顧之謀、組織實施之能的干部，形成令行禁止、執行高效的組織保障。各級黨委政府堅決服從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堅守崗位、靠前指揮；各地區各部門積極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抗擊疫情；軍隊聞令而動，積極支援地方疫情防控；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迅速行動起來，9000多萬名黨員挺身而出、率先垂范，全面落實聯防聯控各項措施。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優勢，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彰顯得淋漓盡致。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中國采取的很多疫情防控措施，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堪稱奇跡。如建筑面積3.39萬平方米、病床數1000張的火神山醫院，建筑面積7.99萬平方米、病床數超過1500張的“雷神山”醫院，都在短短10天內拔地而起、交付使用；由體育館、會展中心等快速改建形成的一座座“方艙醫院”，更是我國醫療和公共衛生防控領域的重大創舉。全國各項工作都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支持，各種緊缺物資迅速組織生產和緊急調運，各級財政在2月15日前已安排疫情防控補助資金901.5億元。全國各地都對湖北特別是武漢傾囊相助，中央統籌安排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除武漢以外的16個地市，數萬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舍生忘死開展工作。

　　第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顯著優勢。疫情發生以來，全國上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千方百計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竭盡全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同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廣大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黨的號召，自覺遵從疫情防控安排，或義無反顧奔赴抗疫一線，或“宅”在家里阻斷病毒傳播，形成群防群治的強大合力。

　　上述這些顯著優勢，不僅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及許多國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同時也是我們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各項工作的重要法寶。

　　主持人：這次疫情，是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后發生的。中央和各地所采取的防控舉措，從哪些方面體現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特征？

　　王格芳：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也是檢驗和推進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央和各地所采取的種種防控舉措，充分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所要求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精準化和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等特征。

　　現代治理強調多元主體協同共治。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黨充分發揮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各級政府層層壓實責任，群團組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等各種社會力量和每一個中國人都參與其中，群防群治、同舟共濟、眾志成城。

　　用法律規范各種權利義務關系，提高國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現代治理的突出特征和標志。2月5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中央審議通過《關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至關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發揮法治對疫情防控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必須依法履行疫情防控職責，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難題，堅決防止疫情蔓延；廣大人民群眾要進一步增強法治意識，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充分運用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手段，是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突出亮點。例如，阿里巴巴研發團隊推出了智能疫情機器人，通過語音識別、自然語義理解等人工智能技術，完成在線咨詢、網絡問診、重點群體關懷等任務；百度推出了針對疫情防控的智能外呼平臺，在十幾個地區投入使用，不僅減少了基層工作人員上門摸排的工作風險，也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

　　治理專業化，是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大科研攻關力度”，“及時推廣各醫院救治重癥病人的有效做法”。國家衛健委先后發布六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試行診療方案，醫學專家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精準施策，是疫情防控16字總要求中的重要方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精準化，不僅體現在分區分級精準施策上，而且還體現在運用智能化手段或通過拉網式排查，精準掌握感染者信息，對重癥患者、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發熱患者、密切接觸者實行分類收治和隔離留觀管理等多個方面。一些省份探索實施的“一碼”（ 三色健康碼）、“一圖”（五色疫情圖）分類防疫之策，就是精準科學治理的典型范例。

　　注重源頭治理，是現代治理區別于傳統管理的顯著標志。疫情防控過程中，全國各地強化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扎實開展出入檢查、體溫檢測、重點對象排查、居家隔離、集中醫治、公共場所消毒等工作，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最大力度控制疫情傳播，彰顯了源頭治理的強大效能。

　　當今社會極其復雜多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要積極推進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還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多個重要關系，進而采取綜合治理之策。疫情形勢下做好各方面工作，要求我們必須注重綜合治理，各級各地要堅持“十個指頭彈鋼琴”，既解決疫情本身的問題，也要重視疫情可能帶來的次生災害；既要保障物資供應，又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還要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疫情防控與生產生活的關系、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等。

　　主持人：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我們還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

　　王格芳：這次疫情，凸顯了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也暴露出我們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和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們有的干部風險意識還比較淡薄，風險研判機制還需要完善，防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還需要提升。又如，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們在疾控體系建設方面還存在明顯短板，對我們現行的應急管理體系也提出了挑戰。再如，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們還存在“政府包辦一切”的傳統管理機制慣性和弊端，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對接聯動還非常不夠。此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現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對此，您的體會和建議是什么？ 

　　王格芳：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中國制度彰顯了顯著優勢，中國治理彰顯了強大效能。接下來，我們一方面要系統梳理總結疫情防控中的措施和做法，行之有效的要盡快上升為制度，鞏固成果、擴大戰果；另一方面要針對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加快健全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

　　第一，完善風險研判機制。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面臨許多嚴峻挑戰，我國正處在空前劇烈的社會轉型期，這要求我們必須強化風險意識，完善風險研判機制，提升防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針對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們在風險意識和風險研判機制方面存在的不足，要盡快健全更加科學完備的體制機制，保證風險研判的及時性和準確性。

　　第二，優化應急管理體系。2003年抗擊非典勝利后，中國日益重視應急管理工作，積極推進“一案三制”（應急預案和應急體制、機制、法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成立了應急管理部，專門負責應對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公共衛生類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劃歸衛健委負責，社會安全類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劃歸公安部負責，目的是對不同類型的突發事件實施專業化和全過程管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分門別類的應急管理體制可能難以滿足應對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現實需要。此次疫情發生，對現行應急管理體系提出了挑戰，也為優化應急管理體系提供了機遇。

　　第三，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體制機制。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必須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要堅決摒棄“政府包辦一切”的傳統管理機制慣性和弊端，全面加強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對接聯動。

　　第四，完善和強化抓落實的機制。當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關鍵階段，各級黨委政府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各項工作。要創新“流程管理”，全面增強抓落實的科學化、精細化、規范化。強化“責任管理”，做到“一切工作具體化、具體工作項目化、項目管理責任化、責任落實高效化”；健全工作下沉機制，讓更多機關干部下到基層一線推動工作落實。實施“精準督查”，克服督查表象化、無序化、多頭化等問題。創新“寫實考核”，科學設置考核指標、明晰考核責任，講究差異化，不搞“一刀切”。健全“公開監督”，黨內監督要同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有機貫通，增強監督合力。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防止“洗碗效應”，避免逆向懲罰；強化基層干部關愛機制，形成“一切工作講擔當，大家都來抓落實”的濃厚氛圍。

　　恩格斯曾經深刻指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和教訓。我們相信，經歷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越來越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一定會更好地轉為強大的現代治理效能。

　　（王格芳，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治理現代化研究院院長，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