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洪范八政，食為政首。糧食關系國家安危、人民幸福。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的糧食安全發展之路令世界矚目，共和國糧食之基更牢靠、發展之基更深厚、社會之基更穩定。近14億中國人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也為世界糧食安全貢獻著中國方案。

猗猗嘉禾，今盈我倉。糧豐農穩，盛世和安。

正值盛夏。從江南魚米鄉到中原大糧倉再到東北黑土地，自南向北，田野上展現一派收獲的希望。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日前在河北省南和縣宣告，今年夏糧豐收已成定局。

在江南，早稻已收獲、中稻在成長。水稻第一主產省湖南，享譽國際的超級雜交稻從這里走上國人餐桌，走向世界。袁隆平院士領銜的超級雜交稻，代表了當今世界最高水平，不斷刷新著水稻高產的世界紀錄。新世紀以來，超級稻不斷從“高產”向“綠色、高效、品質”邁進，通過推廣稻蝦、稻魚、稻蟹等立體種養模式，節肥節藥、生態綠色，讓人不僅吃得飽，而且吃得好。

在中原，豐收的小麥剛剛顆粒歸倉。小麥第一主產省河南，已發展為國人的“主食廚房”。河南開展小麥整建制高產創建，從統一良種、肥水管理到病蟲防控、機械收獲，逐步推行標準化生產。“糧頭食尾”“農頭工尾”，當地大力發展糧食加工業和主食提升工程。如今，中國人每吃4個饅頭，有1個來自河南；每2個速凍水餃，有1個來自河南。

在東北，秋糧作物已完成播種。糧食第一主產省黑龍江，昔日北大荒已變身北大倉。田成方、路成網、林成行、渠相連，肥沃黑土上農機縱橫。各類農民合作社在龍江大地開花結果，大農機、大水利、大合作、大科技，黑土地上展現著現代農業的大氣魄。

圖為6月13日，河北清河縣小麥開鐮收割。夏收期間，全縣有400多臺聯合收割機在不同區域展開作業。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喬金亮攝

長期以來，西方對誰能養活中國人心存疑慮

【在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西方一直存在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面對質疑，中國人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不斷實現新突破，糧食產量連年豐收，質量越來越好、結構更加合理。中國人的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新中國誕生之際，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放言：“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1974年，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在羅馬召開，各國代表聽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預測。一些專家告訴他們，據測算，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國絕無可能養活10億人口。

養活中國人的注定是中國人自己。與美國等新大陸國家相比，中國確實是人多地少，但中國人的能動性卻不可小覷。1978年的一個冬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包到戶，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的先河。到了1979年，小崗村的糧食產量由之前的每年3萬斤一下子增加到13萬斤。

“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讓小崗村民沒想到的是，全國各地的人們蜂擁而至，紛紛來學習“大包干”經驗。從1982年到1984年，中央連續3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包產到戶給予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正式登上我國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舞臺。到1984年，全國569萬個生產隊中99%以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糧食產量突破8000億斤，人均糧食擁有量達800斤。

在這一年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大會上，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對此，西方世界并不相信，他們對中國糧食安全的質疑依然不絕于耳。1994年，美國學者布朗在其《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表達了對中國糧食供給的擔憂，認為未來以全球的糧食生產也難以滿足中國巨大的需求。多年后，就連布朗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誰來養活中國》出版之后的這段時間里，中國政府為提高谷物的產量采取了許多行動。這么做的結果是，中國成為基本上可以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

按照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個國家糧食增產的持續時間越長，出現拐點的幾率就越大。但是，在經歷了多年連續增產之后，中國糧食發展始終高位運行、后勁十足。回顧世界糧食發展的歷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產糧國中，只有美國在1975年至1979年、印度在1966年至1970年實現過五連增。而中國在2004年至2015年實現了十二連增的奇跡，此后連續穩定在1.2萬億斤的高位上。

“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國家糧食安全新戰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糧食安全高質量發展之路。

數字最有說服力。目前，我國水稻、小麥、玉米3大谷物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遠遠高于布朗預測的42.5%的糧食自給率。糧食總產連續7年超過1.2萬億斤，去年達到13158億斤；人均占有量超過940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韓長賦深有感觸地說：“過去是8億人吃不飽，現在是近14億人吃不完。”

市場最有發言權。近年來，不僅糧食市場供給充分，肉蛋菜果魚等產銷量也穩居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從城鎮超市到鄉村集市，粗糧細糧一應俱全、蔬菜副食目不暇接，“菜籃子”豐富，“米袋子”充實，“果盤子”多彩，成就了時和年豐的中國。

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積極力量。2011年，時任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總干事撰文指出：“當我在世界各地訪問時，人們問我為什么有信心可以在我們這一代消除饑餓，中國就是我的答案。”2016年，時任聯合國糧農組織助理總干事勞倫特·托馬斯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些年來，糧農組織非常自豪地見證了中國以僅占世界9%的可耕地面積和6%的淡水資源養育了世界22%人口的矚目成就；欣喜地看到中國從早年的糧食受援國轉變為向許多南半球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其他糧食解決方案的主要援助國。

中國人碗里裝的主要是中國糧，靠的就是中國的種子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能否很好地掌握種子的選育、生產、加工技術，能否把優質品種推廣到田間地頭，關乎一國的糧食安全和百姓能否吃飽飯】

在北京北三環聯想橋東南角，有塊占地150畝的“世界最貴農田”。與高昂的商品房價相比，這塊地皮彌足珍貴。這些年來，從中國農科院的這塊試驗田里，科學家培育出中單2號、豐抗系列冬小麥等多個主力品種，單品種累計在全國推廣面積均過億畝，價值不可估量。

距“最貴農田”2公里多的中國農科院大院里，有一座不起眼的3層紅磚小樓。推開厚重的金屬密閉門，立著一排排高大的架子，上面擺放著許多貼著標簽的鐵盒，40多萬份種質資源在此沉睡。這座小樓是始建于1986年的國家作物種質庫，堪稱農作物的“諾亞方舟”。在零下18攝氏度、相對濕度低于50%的貯存條件下，種子壽命可延長到50年以上。這是中國種業創新的“根據地”和“保險箱”。

這些種子是從哪里來的呢？每年11月份至次年4月份，位于三亞的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都會迎來全國700多家科研單位的“育種候鳥”。得益于獨特的光溫熱資源，通過在海南加種一代，育種周期可以縮短一半時間。對于育種科學家來說，不斷繁育出新的種子是其使命。60多年來，一代代中國育種家們遠離家鄉專心搞科研，選育出了無數良種。

今年4月份一天的正午，正是三亞氣溫最高的時候，83歲高齡的著名玉米育種家程相文依然在南繁基地緊張地工作著。面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的詢問，他說，“玉米最佳授粉時間是在中午時段，這些年來我已經習慣了”。他頭頂烈日，吃住都在玉米地邊搭建的簡易板房里。程相文連續53年的春節都是在南繁基地度過的。他引進和選育了39個玉米新品種，推廣種植面積超過1億畝。在程相文等專家們的努力下，改革開放之初玉米畝產只有不到360斤，本世紀初已達640斤。

然而，一場種子戰在世界范圍內展開。我國種業剛剛市場化并開放市場，而恰逢跨國種業公司全球擴張之時，民族種業發展遭遇巨大壓力。

在國家種業新政的支持下，育種成果加快從高校院所向種業企業轉移和農民大田應用。目前，我國水稻、小麥、大豆、油菜全部為自主品種，玉米自主品種占85%以上、蔬菜占87%以上，做到了“中國糧用中國種”。遼寧省昌圖縣寶力鎮種糧大戶張強說，“前些年，我的玉米用的是美國先鋒公司的種子，現在1萬多畝地都已經換成國產種子了。一開始也不信，國產種子能比國外的強？2012年試種了600畝，結果發現國產品種不僅抗大小葉斑病，還抗倒伏”。

今年2月份，新的國家作物種質庫項目在中國農科院破土動工。新種質庫設計容量為150萬份，是現有種質庫容量的近4倍，設施條件更好，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更高。新的種質庫建成后，將與現有的國家農作物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中心、國家農作物基因資源和基因改良重大科學工程等一起，構成系統完整的作物種質資源保存、鑒定評價、創新研究和開發利用體系，為現代種業奠定堅實基礎。

翻開農作物育種領域論文數量排行榜，中國連年穩居榜首，超過美國、日本等國家，占全世界的20%。這些年來，程相文內心始終有個信念，“我們有世界最豐富的種質資源，也應該有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現代育種產業”。中國種子協會專家顧問組組長李立秋說，截至目前，全國選育農作物品種4萬多個，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達到2.7萬個，授權品種超過1.1萬個。據統計，2018年品種權申請量4854件，居世界第一。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育種家們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利用我國優質種質資源，培育出超級稻、矮敗小麥、雜交玉米等一批國際領先的革命性品種，推動全國主要農作物品種更新了5至6次，每次更新都增產10%以上。在廣袤農田里，他們一次又一次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的新高度。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和品種：袁隆平和超級雜交水稻、李振聲和遠緣雜交小麥、李登海和緊湊型雜交玉米……

創造中國糧食生產奇跡，離不開農業科技

【如果說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那么一項技術則能創造一個奇跡，創造中國糧食奇跡的正是中國農業科技的快速進步】

如今，我國已邁入世界農業科技大國行列，水稻、小麥、玉米3大主糧原生質體培養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超級稻研究與新品種選育更是世界領先。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由改革開放初的27%，提高到2018年的58.3%。1978年我國糧食平均畝產僅337斤，1982年突破400斤，1998年突破600斤，2018年達749.4斤。

現代農業技術同樣降低自然災害的影響。澇是一條線、旱是一大片，“龍口奪糧”靠的是旱作農業技術。我國有近一半的耕地在非灌區，由于資源性缺水嚴重，西北旱作農業區飽受干旱困擾。但該區域光熱充足，晝夜溫差大，而且降水期和秋糧作物生長期同步，適宜采用旱作技術發展玉米、馬鈴薯等。以覆膜雙壟溝播技術為代表，西北旱作農業的潛力得以充分挖掘，打造了我國糧食生產新的增長極。

病蟲害是糧食增產的克星，“蟲口奪糧”則要靠現代植保技術。如果沒有過硬的植保技術，遷飛性的草地貪夜蛾會讓所過之處玉米幾近絕產；稻瘟病可引起水稻大幅度減產40%以上。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王振營說，我國在病蟲害防控方面經驗豐富，有完善的監測預警體系、專業的統防統治隊伍、實用的各類植保器械，有效減少了病蟲害可能帶來的損失。以今年為例，全國小麥赤霉病防控面積同比增加28%，發病面積同比減少68%，為小麥增產贏得了主動。

農機是農業科技的物質載體。今年6月份，河北邢臺清河縣小麥開鐮，400多臺聯合收割機在不同區域展開作業。據了解，全縣共播種小麥29萬畝，一周時間即可收獲完畢。

中國已是世界第一農機制造和使用大國，拖拉機和收獲機數量遙遙領先。近年的“三夏”，全國有1萬多個農機作業服務隊搶收搶種。如果天氣晴好，全國3.4億畝冬小麥只需兩周就能基本收完。如今，帶有計畝測產功能的無人駕駛收割機、帶有漏播監控功能的高速玉米播種機、植保無人機等越來越多地得以應用。

先進技術在廣闊田野發揮作用靠的是大力推廣，“藏糧于技”。據測算，在生產條件相同、投入不增加的情況下，僅通過提高農業技術到戶率，糧食單產提高幅度便可在10%以上。農業農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長廖西元說，“藏糧于技”既要“頂天”，注重科研成果的創新；也要“立地”，把先進技術推廣到戶。圍繞農民需求，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將論文寫在大地上，推動將專家的試驗產量變成農民的大田產量。

依托農業科技，在增產的同時，農業綠色發展有了新進展，農業資源利用的強度降下來了，農業面源污染加重的趨勢緩下來了。

國家重視“三農”投入，方能確保產區“糧倉”安穩

【即使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飛速發展的今天，中國依然對糧食和農業高度重視，通過加大“三農”投入，保護種糧農民積極性，保護糧食主產區積極性】

2018年9月25日，首個“中國農民豐收節”剛過，習近平總書記深入黑龍江農墾考察。他雙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長地說道：“中國糧食！中國飯碗！”這八個字，字字千鈞，體現著我們黨和國家對國情農情的深刻洞察。

中央始終對糧食安全有清醒認識：糧食安全歷來是治國安邦的首要之務。世界上真正強大的國家、沒有軟肋的國家，都是能確保自己糧食安全的國家。決不能因為當前糧食供求寬裕，就簡單地認為今后糧食安全可以高枕無憂；決不能因為國際市場糧價一時下滑，就簡單地以為可以靠買糧吃過日子；決不能因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簡單地壓縮糧食生產。要始終保持戰略定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根弦時刻繃緊。

得益于高標準農田建設，耕地質量本身也在發生變化。我國耕地中有70%左右的中低產田，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力求實現旱澇保收、穩產高產。截至2018年，全國已建成6.4億畝高標準農田。按照規劃，到2020年要確保建成8億畝集中連片的高標準農田。

穩糧穩農民，要穩住農民種糧積極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種糧也要講究效益，影響其種糧意愿的主要是價格。1994年至2003年，國家兩次大幅提高糧食定購價格。2004年以來，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充分發揮價格作用。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不斷改進臨時收儲和目標價格政策，推動建立玉米、大豆“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機制，穩定種糧收益預期，不讓種糧農民吃虧。

抓糧抓“糧倉”，要抓好主產區積極性。全國超10億斤的產糧大縣有400多個，產量占全國的54%。但產糧大縣往往是財政窮縣。如何激發地方政府抓糧食的積極性？2009年開始，國家逐步取消了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為主產區減輕負擔近300億元。還推進包括常規產糧大縣、超級產糧大縣、產油大縣、商品糧大省、制種大縣5方面的綜合獎勵政策體系，獎勵資金由2005年的55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億元，穩住主產區“糧倉”，不讓種糧大縣吃虧。

有了穩定數量和質量的耕地，有了穩定的種糧隊伍，有了真金白銀的基礎投入，大國糧倉根基十足。目前，全國農業機械化水平超過68%，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8%，意味著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已基本成為歷史；農田有效灌溉系數超過53%，一半以上的農田旱澇保收，意味著“靠天吃飯”正得到改變；全國農藥使用量連續多年負增長，化肥使用量已實現零增長，糧食生產的綠色底色越發鮮明。

改革與時俱進，機制創新為種糧人減負

【一部新中國糧食發展史也是農村改革史。通過一次次改革，農業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深化，極大減輕了農民負擔，解放了農業生產力，改變了農村面貌】

中國農業博物館四號展廳，有一尊三足青銅圓鼎，一米高的鼎上銘記了歷代田賦變遷。這尊“告別田賦鼎”是河北靈壽縣農民王三妮2006年鑄造的，就在這一年，中國實行2600年“皇糧國稅”的歷史宣告終結，極大減輕了農民負擔，甩開包袱的種糧農民，從此闊步前行。

一枚1981年發行的全國通用糧票，如今在收藏品市場上可以賣到幾百元，年輕人根本想象不出計劃經濟時代的糧票有多重要。那個年代，沒有方寸大小的糧票，有錢也買不到糧。1955年，全國通用糧票開始在各地發行使用。作為計劃經濟的特征，在使用票證購買生活必需品的年代，不僅糧食、食用油，甚至買糖、蛋糕、肉、魚等都必須使用票證。

改革開放后，經營制度的調整對于生產力、土地產出的促進作用始于小崗村。“過去一大二公影響了農民投工投勞，而大包干讓土地釋放出了增產潛力。”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所研究員劉合光分析說，通過家庭承包使得農業生產中高昂的監督成本內部化，重構了農業生產的微觀組織基礎，調整生產關系以解放農業生產力，很快解決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短缺問題。

“菜籃子”“米袋子”，都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中國的改革豐富了人們的飯碗和餐桌。今天，站在北京日吞吐3.6萬噸蔬菜水果的新發地批發市場大門前，你可能很難想象，這個亞洲最大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場在1985年還只是新發地村的“土市場”，幾輛三輪板車就是貨架。新發地市場創始人張玉璽回憶說，1985年，北京放開了肉、蛋、菜等5種農產品的價格，同時打開城門，歡迎各地蔬菜進京，新發地村的菜農們開始在村口擺攤賣菜。

隨著農業經濟的長足進步，農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讓曾經緊俏的糧票風光不再。198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對已經實行32年之久的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進行改革。從此糧油等農產品由統購統銷轉向價格“雙軌制”。1992年10月份，各地先后放開糧食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促進糧食產銷與市場接軌。1993年，北京市宣布取消糧票。至此，糧票徹底退出流通，定額定量供應的計劃配給制成為歷史。市場化改革解除了計劃經濟對農業發展的約束，從1993年至1998年，糧食產量連續跨越了幾個臺階。

糧食產量穩步提升，國家對農村稅費和農業補貼的改革緊鑼密鼓。取消農業稅，意味著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開始從“取”到“予”的轉折。中央農辦副主任韓俊回憶說，2004年起，國家對種糧農民開始糧食直補，同年啟動農機具購置補貼。2006年在取消農業稅的同時，陸續增設了農資綜合補貼和良種補貼。這構成了中央財政支農4項補貼。到2013年，農業“四補貼”達1700億元，10年間提高了11倍。據專家測算，如按“四補貼”資金計，農民平均每生產1斤糧食，國家補貼達0.14元。

機制創新始終伴隨著農業農村發展變化的進程。近年來，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種糧農民呈現老齡化和兼業化，農村留守的多是老人、婦女，小孩，農村種田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人稱“三八”“六一”“九九”部隊。“誰來種地”成為糧食生產必須直面的問題，也需要經營體系相應作出調整。2014年，中央提出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2016年，中央又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又一個重大制度創新。

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把分散的作業統一起來，農民合作社日漸成為提高糧食產能的有效途徑。江西省定南縣嶺北鎮大屋村種糧大戶李金明就嘗到了合作種糧的甜頭。他聯手村里的6位種糧大戶，成立了樂豐農機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統一良種、技術、機收和銷售，節本增效明顯，社員年純收入較之前增加了20%以上。對社員來說，合作經營不僅產量得以提高，就連市場話語權也變強了。

目前，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217.3萬家，經農業部門認定的家庭農場近60萬家，社會化服務組織達到36.9萬個，土地經營權流轉比例達36.5%。如今，逐步形成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當有能力有意愿務農的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經營主體進入農業，“誰來種地”在農業經營體系改革中找到了答案。

食物極大豐富，確保糧食安全才能安天下穩民心

【從南方雙季稻種植區到北方農牧交錯帶，從內湖的大水面養殖到深遠海的海洋牧場，從西南的高原農業到西北的旱作農業……多元農業形態、多樣農業資源，保障了“米袋子”“菜籃子”產品的豐富，也穩定了民心】

念好“山海經”，唱好“林草戲”，打好“果蔬牌”，近年來各地樹立大糧食觀、大農業觀，面向整個國土空間挖掘各種資源潛力，建立多元化的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保障體系。

在種植業內部，合理配置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鼓勵適宜地區增加飼草料、小雜糧、特色林果的供給；在種植業外部，創新理念，“主產區調出原糧是貢獻，調出肉蛋奶、調出加工食品同樣也是貢獻”。

在高精度衛星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山東壽光每個蔬菜大棚的位置。從小土棚，到下挖式卷簾棚，到無立柱鋼結構大棚，再到物聯網云棚，當地蔬菜大棚已經發展到了第7代。有了大棚蔬菜，人們享用的蔬菜品種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多。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僅有設施蔬菜面積4萬畝、人均占有量0.4斤；2018年，設施蔬菜面積達5800多萬畝、人均占有量360斤。我國蔬菜總產量、人均占有量，連續多年穩居世界規模以上蔬菜生產國的第一位。

水產業也是我國的優勢產業。目前，我國水產養殖產量突破5000萬噸，占全世界水產養殖產量的60%以上。同是地處東亞，中國和印度人口接近，但中國的水產品消費量是印度的12倍——盡管印度的地理條件更理想，位于漁業資源豐富的熱帶，兩面圍繞著溫暖的海洋。在中國人每年消費的6500萬噸水產品里，只有1500萬噸來自捕撈，其余均來自養殖。

有魚吃、有菜吃、有肉吃，有人也許會有疑問，既然食物已經極大豐富，為何還強調糧食？相比其他農產品，糧食的種植適宜性較大、貯存時間較長、大規模遠程運輸難度較小，是最適宜作為國家戰略儲備資源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糧食在生物鏈中處于底層，肉、蛋、奶、油脂等均由其轉化而來。從貿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糧食的可貿易量約6000億斤，不到我國消費量的一半；大米貿易量約700億斤，僅相當于我國大米消費量的四分之一。可見，無論消費結構如何變化，國際形勢如何發展，始終要抓好糧食這一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

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營養，消費者日益增長的美食需求在農業高質量發展中得到滿足。一位院士說，“過去，我們是單以產量論英雄，誰能育出高產品種、誰能拿出增產措施，誰就是英雄；現在，導向在變化，以產量、品質、效益綜合論英雄。”如今的不少品牌農產品上，消費者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了解種植信息、生長期、施肥次數、噴藥情況等。通過不斷完善農業全產業鏈，加以信息化的追溯手段，各生產主體努力確保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安全、營養。

與一些國家通常只注重糧食生產的做法相比，中國強調要同時加強糧食生產、儲備、流通3大能力建設，這是對大國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的重大創新。如今，國家11個部委積極配合，產區銷區通力合作，農區牧區齊心協力，落實國家糧食安全新戰略，從“單一安全”向“全鏈條安全”，從“產量安全”向“生態安全”，加快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不僅讓近14億人吃飽吃好，還參與解決世界糧食問題

【在成功讓人類五分之一以上人口吃得飽吃得好的同時，中國沒有忘記世界。2006年起，中國就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歐盟的世界第三大糧食援助捐贈國，還為世界解決糧食問題貢獻出了“中國方案”“中國技術”】

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爆發，國際糧價暴漲超過45%，全球糧食儲存跌至30年的最低點。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和95%的糧食自給率，從容地應對了國際糧價波動，保持了糧食供應的穩定。在當時和隨后的一段時期，中國力保國內糧價穩定，為世界糧價企穩作出突出貢獻。事實證明，中國沒有對世界糧食市場形成沖擊，也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糧食進口需求形成競爭威脅。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中國糧食技術正在走進沿線糧食短缺國家，助力他們生產出更多糧食。派出人員最多的中國—尼日利亞南南合作項目，被譽為“全球農業南南合作的樣板”。尼日利亞農業和農村發展部部長奧杜·奧貝赫來華時曾高興地告訴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在中國的支持下，我們農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現在已經是非洲最大的水稻和玉米生產國。相比以前，大米進口量降低了90%。”

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也產生了很好的外溢效應。近年來，我國在全球近100個國家建立了農技示范中心、農技實驗站和推廣站，先后派遣農業專家數萬人次，幫助這些國家培養了大批糧食技術人員。

2018年11月份，全球農業南南合作高層論壇在湖南長沙舉行。論壇期間，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格拉齊亞諾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說，過去40年，中國始終積極參與南南合作，已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加強南南合作的最大貢獻者。作為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消除貧困和饑餓方面有不少經驗可以共享。在農作物種植、灌溉及水產養殖、農業機械化等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技術援助。

超級雜交稻是中國對世界糧食安全的突出貢獻。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有一個雜交稻全球夢，“全世界有22.5億畝水稻，如果有一半種上雜交稻，增產的糧食可以多養活4.5億人”。如今，超級稻占國內水稻總種植面積的三成，比其他品種畝均增產137.6斤，在印度、越南等國家推廣達9000多萬畝，平均畝產比當地優良品種高266斤。不久前，袁隆平團隊在阿聯酋熱帶沙漠實驗種植水稻獲得成功。未來，水稻有望覆蓋阿聯酋10%以上國土面積，不但能提升其糧食自給能力，而且有望改善當地生態環境。

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的多位外國專家表示，中國的成功經驗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問題提供了可復制方案。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干事大衛·比斯利認為，世界上70%的糧食都是小農戶生產的。來自中國的經驗向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戶展示了怎樣發展農業，這些小農戶是實現糧食安全的關鍵。國際農發基金總裁吉爾伯特·洪博表示，中國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僅關注生產力，還關注能源、水利以及運輸、道路等基礎設施，切實改善小農戶的生產環境。

“五谷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進入新時代，我們在解決近14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上不斷書寫鴻篇、創造歷史，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糧食安全發展之路。未來，中國人的飯碗將端得更牢。（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喬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