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農村法律顧問杜曉棟（左一）在該鎮法治文化廣場講解法律知識。新華社發

【法學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細讀報告全文，可以發現，其中多次提及“法治”概念。與此相對應，明確提出“德治”概念1次；使用包括“道德”在內的詞組7次（道德素質、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建設、道德水準、公民道德、職業道德）；使用包括“德”的詞組12次（德治、以德治國、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德藝雙馨、立德樹人、德智體美、師德師風、有品德、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早在2016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已做出了精辟論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這種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政方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有著悠久的德法合治的傳統。自漢代以迄清末，一直是“禮法并用、德主刑輔”。清末以后，我們向西方學習，走上了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道路。實踐表明，欲其有效解決中國問題，難矣！

新時代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方略，正是中國數千年治國理政經驗智慧的結晶，對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以道德建設推動法治建設，促進構建和諧家庭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進“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這是新時代在家庭、個人層面用道德建設推動法治建設的有力指導。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孝道觀念的淡漠，贍養費糾紛逐年增加，有的子女往往以“父母經濟狀況良好”“父母在財產分配上不公”“自己沒有工作”等為由，拒絕對父母盡贍養義務。“義”的傳統美德的缺失，成為離婚糾紛增多的重要原因。

父母與子女之間、夫妻之間的矛盾糾紛層出不窮，家庭是無法穩固的。家庭不穩固，社會也難以穩定。十九大報告中有兩處提到“孝老”的概念，一是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部分提到“孝老愛親”；另一處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部分提出要“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孝”的概念在當今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早已模糊，更是遠離了政治文件與法律文本。在與家庭倫理道德聯系最緊密的民法通則、民法總則、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中，也沒有使用這一概念，而是用“贍養”一類的術語來替代。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孝”的概念，提倡“孝老愛親”，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發展。因為孝道一詞遠比贍養一詞博大而溫馨，不僅包含物質上的贍養，更包括精神層面的敬養。

十九大報告關于“孝老愛親”的定位，對于我們在家庭道德建設中倡導“孝慈義悌”，對于進一步完善婚姻家庭領域的法律制度，有著重要推動作用。對家事層面一些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立法應加以關注。比如子女對父母盡孝的義務，此前的法律只規定了贍養義務，精神層面的孝，立法則有待加強。又比如離婚問題，司法實踐中堅持以感情是否破裂作為離婚標準，如果能參考傳統道德中“夫婦有義”的價值理念，考察當事人的離婚訴求合不合情理，或可推動婚姻家事司法改革進一步深化。

2、以道德建設滋養法治建設，促進法治社會、法治國家形成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建設”。這是新時代在國家和社會層面推進法治與德治進一步結合、促成良法善治的有效途徑。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比利時歐洲學院講話時指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傳統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傳統“八德”中，孝悌是家庭層面的道德，忠信、禮義、廉恥則是國家、社會層面的道德。我們可以將其創造性轉化、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融入新時代的道德建設之中，進而滋養法治建設，使之獲得更強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報告對各行各業的道德建設都做了具體部署：干部隊伍建設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教育領域要以“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教師應加強“師風師德”建設，學生當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國防和軍隊建設要“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時代革命軍人”；文藝隊伍建設要“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農村基礎工作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各方面道德建設的加強，必然為相關領域的法治建設提供豐厚的文化滋養，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獲得更深厚的情理支持。

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誠信文化基因。但隨著社會轉型和傳統美德的失落，當下誠信危機也不容忽視。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十九大報告又進一步強調要“推進誠信建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立法工作當順應時勢變化做出調整，加大對嚴重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使失信行為人付出更大的違法成本，才能有效維護誠信價值觀，才能使法律擁有取信于民的魅力。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傳統社會對這四德既在道德層面大力提倡，又用法律制度進行規范。如唐朝曾制定《儀制令》，將文明禮讓的道德行為寫進法典：行路，賤避貴，來避去，少避老，輕避重，違者笞五十。中華民族之所以享有禮儀之邦的盛譽，正是踐行道德法律綜合治理的結果。

十九大報告直面當前“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的現狀，提出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扎實開展”。有了這一思想抓手，在社會層面推進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一定能夠暢行無阻。縱觀各地，社會公德教育與宣傳弘揚文明禮讓的行動已蔚然成風，反對寡廉鮮恥、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各行業自覺展開。在法治與德治協同發力的治理格局下，一個文明、美好的社會秩序正悄然走近。

觀復而知新。“禮法并用”“德主刑輔”思想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新時代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方略，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數千年治國理政經驗與智慧的新發展，必將為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