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農村法律顧問杜曉棟(左一)在該鎮法治文化廣場講解法律知識。新華社發
【法學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細讀報告全文,可以發現,其中多次提及“法治”概念。與此相對應,明確提出“德治”概念1次;使用包括“道德”在內的詞組7次(道德素質、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建設、道德水準、公民道德、職業道德);使用包括“德”的詞組12次(德治、以德治國、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德藝雙馨、立德樹人、德智體美、師德師風、有品德、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早在2016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已做出了精辟論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這種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政方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有著悠久的德法合治的傳統。自漢代以迄清末,一直是“禮法并用、德主刑輔”。清末以后,我們向西方學習,走上了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道路。實踐表明,欲其有效解決中國問題,難矣!
新時代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方略,正是中國數千年治國理政經驗智慧的結晶,對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以道德建設推動法治建設,促進構建和諧家庭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進“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這是新時代在家庭、個人層面用道德建設推動法治建設的有力指導。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孝道觀念的淡漠,贍養費糾紛逐年增加,有的子女往往以“父母經濟狀況良好”“父母在財產分配上不公”“自己沒有工作”等為由,拒絕對父母盡贍養義務。“義”的傳統美德的缺失,成為離婚糾紛增多的重要原因。
父母與子女之間、夫妻之間的矛盾糾紛層出不窮,家庭是無法穩固的。家庭不穩固,社會也難以穩定。十九大報告中有兩處提到“孝老”的概念,一是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部分提到“孝老愛親”;另一處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部分提出要“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孝”的概念在當今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早已模糊,更是遠離了政治文件與法律文本。在與家庭倫理道德聯系最緊密的民法通則、民法總則、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中,也沒有使用這一概念,而是用“贍養”一類的術語來替代。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孝”的概念,提倡“孝老愛親”,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發展。因為孝道一詞遠比贍養一詞博大而溫馨,不僅包含物質上的贍養,更包括精神層面的敬養。
十九大報告關于“孝老愛親”的定位,對于我們在家庭道德建設中倡導“孝慈義悌”,對于進一步完善婚姻家庭領域的法律制度,有著重要推動作用。對家事層面一些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立法應加以關注。比如子女對父母盡孝的義務,此前的法律只規定了贍養義務,精神層面的孝,立法則有待加強。又比如離婚問題,司法實踐中堅持以感情是否破裂作為離婚標準,如果能參考傳統道德中“夫婦有義”的價值理念,考察當事人的離婚訴求合不合情理,或可推動婚姻家事司法改革進一步深化。
2、以道德建設滋養法治建設,促進法治社會、法治國家形成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建設”。這是新時代在國家和社會層面推進法治與德治進一步結合、促成良法善治的有效途徑。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比利時歐洲學院講話時指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傳統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傳統“八德”中,孝悌是家庭層面的道德,忠信、禮義、廉恥則是國家、社會層面的道德。我們可以將其創造性轉化、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融入新時代的道德建設之中,進而滋養法治建設,使之獲得更強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報告對各行各業的道德建設都做了具體部署:干部隊伍建設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教育領域要以“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教師應加強“師風師德”建設,學生當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國防和軍隊建設要“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時代革命軍人”;文藝隊伍建設要“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農村基礎工作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各方面道德建設的加強,必然為相關領域的法治建設提供豐厚的文化滋養,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獲得更深厚的情理支持。
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誠信文化基因。但隨著社會轉型和傳統美德的失落,當下誠信危機也不容忽視。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十九大報告又進一步強調要“推進誠信建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立法工作當順應時勢變化做出調整,加大對嚴重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使失信行為人付出更大的違法成本,才能有效維護誠信價值觀,才能使法律擁有取信于民的魅力。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傳統社會對這四德既在道德層面大力提倡,又用法律制度進行規范。如唐朝曾制定《儀制令》,將文明禮讓的道德行為寫進法典:行路,賤避貴,來避去,少避老,輕避重,違者笞五十。中華民族之所以享有禮儀之邦的盛譽,正是踐行道德法律綜合治理的結果。
十九大報告直面當前“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的現狀,提出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扎實開展”。有了這一思想抓手,在社會層面推進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一定能夠暢行無阻。縱觀各地,社會公德教育與宣傳弘揚文明禮讓的行動已蔚然成風,反對寡廉鮮恥、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各行業自覺展開。在法治與德治協同發力的治理格局下,一個文明、美好的社會秩序正悄然走近。
觀復而知新。“禮法并用”“德主刑輔”思想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新時代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方略,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數千年治國理政經驗與智慧的新發展,必將為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